古代家具顶级藏家蒋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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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念慈是古代家具的顶级藏家。2008年“紫檀概念”的诞生，他是背后重要的幕后推手；近几年拍卖市场上屡创记录和天价的顶级宫廷家具，又往往是他的藏品。但有趣的是，这位顶级藏家，并没有因为被最顶级的古代家具“洗过眼”就眼高过顶，反而对平凡的老家具也钟爱有加。事实上，他可能是全国拥有老家具数量最多的人，在老家具最被人忽略的年代，他已经开始毫不“嫌弃”地大量收购；他宽阔的厂房里被上万件形形色色的古旧家具所堆满。在他眼里，无论什么“出身”和风格的家具，其实都平等无别。他不认为黄花梨就一定比榉木高档，更不认为宫廷的就一定高贵，而民间的就一定粗鄙。没有任何一个门类天然的凌驾于另外的门类之上。

古董店少东家打造迷幻“家具森林”

作为香港摩罗街古董店的少东家，蒋念慈18岁就在母亲的引领下开始做古董生意。父辈早就打下了一片宏伟天地，但蒋念慈却不甘于活在繁茂的荫庇之中。“我妈妈主要是做瓷器生意，我觉得我不能走这条路，否则一直跟着她学有什么意思？”

他为自己选择的主攻方向是当时还备受冷落的老家具。很多做瓷器的朋友都对他的选择不理解。“那个时候，不要说非红木的老家具，就连黄花梨、紫檀也不怎么受人待见。他们会觉得，家具怎么能跟官窑比呢？官窑瓷器流传有序，而且还易碎，更加彰显珍贵。相比之下，家具有什么好收藏的？”

但蒋念慈的思路有些与众不同，“我很喜欢‘古玩’这个词，在我看来，第一等的古玩可以欣赏、可以玩又可以用；第二等的古玩可以欣赏、可以玩，但不能用；像官窑这种只可以欣赏不能玩又不能用的，在我这儿算是第三等的收藏。当然，‘玩’不是简单的‘玩’，在这个过程中，最好还有很深的文化含量。载道于器，是我更愿意去走的一条道路。”

蒋念慈用几十年的时间，把老家具收藏越玩越大。他位于番禺的大厂房，占地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里堆满了他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淘来的老家具五六千件——据说鼎盛时期曾有上万件。桌子上垒着桌子，椅子上站着椅子，更不要说那些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排放的各色旧木板。它们有的来自王侯府第、富贾宅院，也可能出自某座平凡的乡野民居，汇聚成一座迷幻的“家具森林”。

这座“森林”中，除了家具，还分门别类放满了各种和旧房子、旧家具有关的小物件：一尊雷神像本来是摆放在香港文武庙门口的、一张龇牙咧嘴的傩戏有熊氏面具是用来辟邪的、一排秤砣原来是挂在门帘下增其重量不被风吹的、几百个写有“小楼夜雨”、“鸾凤合鸣”、“鸳鸯交颈”等成语的牌匾，原来是摆放在踏步床里的“标语”、还有一排排、一堆堆的造型迥异的油灯、墨斗、香盒……种种令人闻所未闻的物什，蒋念慈经常一下子就能拿出一套几十、上百个，让人瞠目结舌。

“我女儿有一次来我这里的办公室做作业，佯作生气地‘质问’我，爸爸，你总跟我说不要贪玩，我觉得你比我贪玩多了，你的办公室里全是你的玩具！”蒋念慈笑着说，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所谓家具的“阶层”不过是人赋予它的

“所有进门的收藏我都会拍照和编号。现在的编号大概是28万多——不过其中很多被我卖掉了，但号并没有消掉。”

清乾隆紫檀雕缠枝莲纹平头案

在蒋念慈庞大的收藏帝国中，顶级的宫廷家具、紫黄家具并不罕见，他的藏品也曾多次创下拍卖纪录。比如，1998年，一张“清乾隆紫檀雕缠枝莲纹平头案” 在中国嘉德春拍以132万元的价格创造了国内古典家具的成交记录。但由于竞得者以种种理由拒绝付款，嘉德只好做“上一口儿”竞拍者蒋念慈的工作，蒋念慈遂购得此案。而这张平头案后来又现身中国嘉德2008年春拍，最后以3136万元高价拍出。

目前全球最贵的中国家具，也是从蒋念慈这里卖出去的。那是2013年，在北京保利8周年春拍中国古董珍玩夜场上，一套“清乾隆紫檀高浮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式大四件柜”以9315万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中国古董家具的世界纪录；今年纽约佳士得大放异彩的“锦瑟年华——安思远私人珍藏”中，一对拍到了156.2万美元的明代黄花梨长方凳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从蒋念慈这里转手卖出去的。
清乾隆紫檀高浮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式大四件柜

殊为难得的是，被这么多顶级家具“洗过眼”，蒋念慈却依然对普通的老家具满怀热爱，某种程度上他算是个笃信“众木平等”的藏家。

他并不迷信“木材”。在他眼里，关于材质，其实很难下一个简单的断语：你能说黄花梨就一定比榉木高档吗？不能。能说紫檀一定好过榆木吗？勉勉强强吧。事实上，任何一种木材都分三六九等。

“同样的道理：你能说宫廷的就一定精美，而民间的就一定粗鄙吗？也不能。事实上，明清家具中并不存在某一个种类或者款式一定凌驾于另一个种类款式之上的情况。宫廷里的家具，从设计到每个环节的制作都由不同的人来进行，皇帝的意见也会参与进来。它是团体协作的产物，也是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民间的家具，很多时候是一个师傅进行所有的工序。定做的人会说，我想要隔壁小王家桌子的那种面，村头老李家桌子的那种腿，所以民间家具会非常有个性，有时灵感四溅，有时将错就错，有独特的别致和可爱。”

几年前，蒋念慈专门将所收藏的坐具拿出来进行展示。“很多类似的展览，都特意‘一面倒’，比如全部都是 黄花梨或者紫檀。但我偏偏把所有种类放在一起，然后你会发现：所谓的‘阶层’，其实大多是人们赋予它的，而非它本身真实的属性。并不是因为一件家具是皇帝 用过的就注定高贵，也不见得一个民间的手工艺人就不能诚心诚意地打造一把富有美感的椅子。”

收家具不追求便宜只追求效率

蒋念慈基本上就是以北京和上海为基地，从大行家手里直接收，有的人喜欢避开大行家，自己去收。“他可能一天只能见到两件，但我这种方法可能一天能见到十件。所以我能收的最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追求最便宜，我只追求效率。最多的时候，是2003年非典期间，大家都不敢出来了，我不怕，那一个多月，四十尺的 货柜我大概收了几十个。偶尔有一次，大概1998年的时候，我也曾经跟着大行家一起到小行家家里，有三轮车来接我们，这是到乡村收家具的交通工具。当时我觉得奇怪，三轮车上为什么摆满了日用品？后来才知道，旧家具都是用这些日用品换过来的。农民没有钱的概念，你去跟他们买，他们不卖，用脸盆、暖水瓶什么的换，反而更容易。不过这种情况在2003年之后就终止了。那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买老家具的人也开始多了起来，价格也越来越贵……事实上，如果不算在拍卖市场上买的那些，最近十年我都没有再进过老家具。收来的老家具，特别好的就自己留着、有些修复一下卖到海外市场——老外非常喜欢这些东西。有些桌子我觉得破得都不能用了，但他们喜欢；再比如米斗，我转手了大概两万多个。老外用这个放报纸杂志。还有一些拆下来的木板，可以用来做新家具。我用掉了大概三万两千多立方的旧木材，现在已经没剩多少了。”

西方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他们的“富一代”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家具呢：有繁琐装饰的——最好有象牙、玳瑁、绿松石这些名贵的配件就更好了。 其实直到现在，这种家具依然很贵。但到了“富二代”、“富三代”也成长起来之后，他们的眼光开始放宽，他们已经不怎么重视材质这件事情了，而是更加注重个性。

“我觉得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中国，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比如在过去，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第一个旅游地点都是北京，而且十之八九都要去天安门。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这样了，他们可能会选择其他城市，甚至是去野外，去别人从没有到过的地方，哪怕落后点也不怕。这是一种改变。收藏也一样。你能想象一个害怕“撞包”、“撞衫”的年轻人去收藏和父辈同样的千篇一律的东西吗？新奇的、富有个性的东西一定更加吸引他们。”

古董生意是门科学迷信材质会有误判

蒋念慈认为老家具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有个性，这个是第一位的。“它非常有个性，你不会看到完全相同的两件老家具；其次它也非常环保；再次，它还非常耐用，因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榫卯结构。一定是有钱人家精雕细作的老家具比较有收藏价值。很多时候，看材质是一个比较快的评价途径。好的材质通常配合好的设计和雕工。因为师傅的心态上会更加重视，也就更容易出精品。但什么是好的材质呢？这个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下简单的断语，因为任何一种材质都分三六九等。黄花梨有差的，榆木也 有好的，不能一概而论。顺便说一句：现在海黄的价位这么高，彻头彻尾是炒作，很多根本不值这个钱。迷信木材一定会带来错误的判断，古董生意，是一门科学， 一定要破除迷信，保持理智。”

“宫廷家具，以及非宫廷的紫黄家具，全世界真正开门见山的不过六千件左右，其中还有两千件是不流通的，在博物馆里。宫廷家具在其中占的比例更少，在市面上流通的可能不到两百件，极度稀缺性决定了它的珍贵。但这种顶级家具，数量少，收藏门槛高。市场上占的更多的还是民间家具，这里面也有机会。不过，虽然老家具单独一件相对便宜，但如果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要想获利必须得成体系性的收藏，没有雄厚的资金也是很难做出什么名堂的。什么叫体系性收藏呢？首先你不能只买一件，你得买一批，其次你买了一批还只能算是系列，不能算是系统，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进行相应的研究，把它背后的文化信息给梳理、归纳出来。做到这些工作才叫系统性收藏，才能真正令藏品增值。”（徐妃妃∕编辑）